盧居士

在20世紀50年代統計學家高格林（Michel Gauquelin）進行了一次相當廣泛的占星研究，以科學方法驗証占星的有效性，遂引起長達40年的論戰。 

高格林（1928-1991）的占星研究完全合乎科學的嚴謹要求，幾近無懈可擊，這實在令不少科學「衛道之士」擔心不已。以下篇幅為說明科學界針對高格林占星論証的來龍去脈。 

高格林的研究 

高格林於1928年11月13日10:15pm在巴黎出生。他自幼便對占星學發生濃厚興趣，7歲時已對十二星座瞭如指掌，10歲時要求父親教他計算占星盤。15歲為去書局看占星書而逃學，17歲已看了100本占星書籍，並且常為同學推算占星。 

他自詡吸收了所有占星知識，同時亦開始懷疑他所學的占星知識是否全部是正確的。求知慾旺盛的高格林開始從批判角度去了解占星，辯証哪些是對哪些是不對。在求學時期，他研習14世紀德國天文學家 克卜勒 (Johannes Kepler，同時亦是占星家）的著作，受到他的科學精神感染，認為真正的占星學應是可驗証的科學 。在20歲時，他考入法國索邦大學，學習統計調查方法，試圖以科學方法研究占星。後來他發現把占星視當科學研究，要面對兩大難關： 

1. 缺乏足夠的人口出生數據和背景資料測試占星的規範和法則。 

2. 沒有完善的科學方法能應用於占星研究。 

因此他開始搜集名人的出生時間和地點資料，以統計學的方法對占星進行一連串的驗証，其中最著名的是「火星效應」。許多批評者認為高格林最初從事「火星效應」及其他有關於占星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原因是想推翻占星，但事實並非如此。 

火星效應 

1955年高格林發表了一份有報告，指出占星與人類職業有著密切的關係。他以科學方法搜集法國數以千計的人仕出生資料，繪畫占星盤，劃分18個區間，統計570名法國運動員，發現他們出生時火星往往落在星盤四角的重點區間。高格林稱之為「火星效應（Mars Effect）」。後來再進一步研究其他職業人仕的星盤，發現特定的星曜多集中在星盤四角（東昇、天頂、西沉、天底）附近的區域，証明星象與職業有著明顯的統計相關性（Correlation）。 

當時法國新聞界大都對高格林研究報告作出正面報導，引起西方科學界對占星學的關注。捍衛科學的「有識之士」群起反對占星，挑剔高格林的統計方法，質疑取樣數目（Sample Size）太少，不足採信。這種種評論沒有令高格林氣餒，反而促使高格林進行一連串研究，將研究範圍由法國人擴展至荷蘭、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家，共搜集25,000個命造案例，進一步証實在法國本土所做的研究結果，不單只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特性，對於整體人類有其普遍性，適用於其他種族的人類。高格林的研究雖然方法嚴謹，迎合科學的要求，但反對者仍然持著否定態度，對占星學仍有很大保留。 不過，高格林的研究後來曾被其他研究者反覆驗証，始終都能做出相同結果。 

占星家每當需要為占星尋求科學的理據，多會引用高格林的「火星效應」，然而這只算是迎合科學要求對占星有效性的測試，而沒有為星象預測命運的功能作出合理的解釋。 無論如何，高林格提出占星驗証，或多或少令科學家作出反思，但卻很少會公開回應，或承認占星有其學術價值。 

論戰來龍去脈 

自高格林提出占星有效性的論點，多年來一直是西方科學家爭拗的焦點所在，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扭盡六壬，試圖將對方壓倒。此一爭拗由1950年代持續至現在，仍然未能平息。以下列出火星效應之爭 的大事列表： 

1955年 

高格林推出《L' Influence des Astres》一書，發表他對占星與職業的研究報告，統計570個法國運動員的占星盤，發現這些運動員的占星盤中，火星佔據東昇點及天頂的關鍵位置，足了証明星象與職業有明顯的統計關係。 高格林稱之為「火星效應」。 

1956年 

高格林接觸「比利時特異現象科學驗證委員（Para Committee）」，要求對於他的發現作出獨立審查，但被委員會拒絕。 

1960年 

高格林採用不同國家的運動員出生資料，重做1955年的占星與職業相關性的研究，再次証實「火星效應」，並且提出月亮在占星盤位置與作家的統計關係。 

1962年 

Para Committee審查高格林的研究報告，沒有發現統計的錯誤，提議以500個比利時運動員重做「火星效應」實驗。 

1967年 

Para Committee以535個歐洲運動員為實驗對象，進行歷時一年的「火星效應」調查，但拒絕公開調查結果，直至8年以後，在輿論壓力之下，才將結果公開。 

1976年 

Para Committee公開1967年「火星效應」的調查結果，數據分析支持高格林的發現。不過，Para Committee指調查統計取樣有人口年齡分佈的錯誤（Demographic Errors），所以數據不能反映現實。此調查報告令Para Committee內部出現矛盾，有委員會會員辭職表示抗議。為了解決紛爭，美國統計學家marvin Zelen進行「火星效應」實驗，將調查人口分為由同年齡的普通人組成的控制組及由運動員組成的測試組，以比照兩組的差別。如果真的有「火星效應」的話，那麼測試組得出的數據一定與控制組有明顯分別， 証明人口年齡的差別不會是導致「火星效應」的原因。正值Zelen進行實驗之際，「美國特異現象委員會（CSICOP）」研究員Dennis Rawlins指稱高格林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 

1977年 

Zelen的實驗有了結果，在《人道主義者（Humanist）》期刊發表。正如所料，高格林的「火星效應」再次獲得証實。此事引起當時CSICOP會長Paul Kurtz的興趣，在Zelen及天文學家George Abell和Dennis Rawlins協助下，進行以美國運動員為對象的「火星效應」實驗，並在1979年將結果刊於CSICOP的官方刊物《懷疑論探索者（The Skeptical Inquirer）》。這次結果卻與高格林的背道而馳。 

1981年 

CSICOP研究者Dennis Rawlins撰寫書籍，批評CSICOP所做的「火星效應」有漏洞。其後，高格林及其支持者質疑美國方面的「火星效應」報告，要求重新實驗，和清晰寫出實驗方法 及所有細節。 

1983年 

Abell、Kurtz及Zelen回應批評者，在《懷疑論探索者》發表文章，重新定評價「火星效應」。在此文章中，他們承認「火星效應」的意義。 

1986年 

其他學者跟進「火星效應」的研究。Arno Muller及Suitbert Ertel在審查高格林的研究方法和人口取樣方面都沒有問題，並指出在德國運動員的占星盤統計中也發現「火星效應」。 

1989年 

Arno Muller以「火星效應」研究方法分析402意大利作家。不能做到高格林月亮有明顯統計關係，但卻發現這些作家表現出如像高格林統計記者星盤的分佈模式－有明顯的木星傾向，及明顯地不傾向於土星。 

1990年 

「法國懷疑論者協會（CFEPP）」發表1066個法國運動冠軍的「火星效應」研究初步報告，並且向高格林諮詢意見。該報告集中討論高格林的研究方法和人口取樣條件。後來高格林參考CFEPP的運動員資料庫後，作出了132項修改建議。 

1994年 

CEFPP的「火星效應」報告在一次會議上曝光，內容批評高格林及Ertel的工作。1995年，Ertel在《Correlation》雜誌發表文章，分析CEFPP的1994年報告，指出該報告的數據支持「火星效應」，不過CEFPP的計算方法有嚴重錯漏。其後幾年紛爭一直持續。 

星盤準繩 

高格林的研究並非承認占星所有內容，有些重要占星技巧（如相位、星座）並不能提供足夠的証據支持，但是高格林卻釐清幾個占星觀念，分述如下： 

1. 占星以行星為主體：行星是傳統占星的重要構成，可以說沒有行星亦沒有占星術。高格林的研究以行星為基礎。 

2. 為行星提供清晰定義：高格林所採用的是傳統占星的行星定義，而以外現於行為作為準則。而這方面，占星家有一致的共識。 

3. 星盤四角的重要性：星盤四角即東昇點（Asc）、天頂（MC）、西沉點（Dsc）及天底（IC）四個重要位置。從古希臘流傳至今的古典占星術，以 及結合精神分析學發展而成的現代占星學，均此作為星盤基準，定立星盤規範。「火星效應」及高格林的其他研究指出星盤四角跟職業的相關性。